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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拱火”升级，普京换将，来头不小！******
中新网1月12日电(张乃月)当地时间1月11日，普京换将消息传出，俄军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一职，落到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头上。
在西方援乌武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俄方这一动作有何深意？
资料图：格拉西莫夫。“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
2022年10月，俄国防部宣布任命有着“末日将军”之称的苏罗维金担任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三个月后，俄国防部再次对这一职务作出调整。
可以看出，这次调整提高了特别军事行动的领导层级，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解释，原因有二：
1、与所需解决的任务规模扩大有关；
2、俄军需要组织各军兵种进行更加紧密的协同，提高联合部队各类保障的质量和管理效率。
那么，这次被委以重任的格拉西莫夫有何来头？
1955年，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出生于喀山的一个工人家庭，毕业于喀山高等坦克指挥学校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军事生涯之初，格拉西莫夫先后在波兰、俄远东、波罗的海国家和俄莫斯科军区服役，曾担任排长、连长、营长等基层指挥官。2006年起，格拉西莫夫历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莫斯科军区司令。2012年，成为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俄杜马议员索博列夫表示，格拉西莫夫曾长时间指挥俄最大的第58集团军，策划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经常取得成功，是“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据悉，格拉西莫夫获得过圣乔治勋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祖国功勋”勋章，2016年被授予“俄罗斯英雄”荣誉。
2014年，格拉西莫夫曾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2022年，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格拉西莫夫又登上了美国制裁清单。
俄国防部2022年7月发布的图片中，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左)前往一指挥所，视察俄军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称，2022年格拉西莫夫曾多次访问特别军事行动区，“非常了解乌克兰发生的事情”。还有西方媒体曾报道格拉西莫夫在伊久姆市遭暗杀未遂，乌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随后证明此事。
俄军事专家博卡德列夫曾表示，格拉西莫夫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实际指挥过战斗并在多个大军区任职，是一位“有作战经验、有原则和被检验过的将军”。俄《共青团真理报》则称他“有很强的指挥能力和作出非标准决定的能力”。
俄《独立报》指出，从俄国防部发布的信息中可见，这次任命后，格拉西莫夫以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身份出任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可能意味着俄政治领导层为军队设定了明确的任务——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获胜。
西方军援承诺接踵而至
值得注意的是，俄方这次“换将”，正值一批西方国家再次宣布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之际。
分析指出，由于乌克兰可能很快将开始从美国等北约国家收到大量重型武器，任命格拉西莫夫似乎意味着俄军将向进攻行动过渡。
资料图：美国飞机将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2023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成为首个提供这类军备给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已为乌克兰提供最先进的火炮、装甲运兵车、防空导弹和防空系统。但由于担心激怒俄罗斯，马克龙此前一直没有答应为乌军提供更高性能的装备。法国国防部表示，法、乌国防部长将很快举行会谈。
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曾向基辅承诺，将在2023年一季度内向乌克兰交付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和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意大利外长也表示，意大利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并就相关问题与法国展开讨论。
2022年12月首次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军方又在今年1月6日宣布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乌军事援助”，总价值达28.5亿美元。
美加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后，加拿大总理称，将为乌克兰购买美国制造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加拿大或将“首次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俄取得数月来“最大胜利”？
2022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发生后，苏罗维金成为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乌克兰多地遭到导弹袭击，基础设施受到打击，多地频频拉响防空警报，紧急停电也一轮接一轮。
2022年11月16日，停电期间的乌克兰首都基辅。此后局势持续胶着，俄乌军方在巴赫穆特等方向接触线沿线上炮火不断。不久前的跨年之夜，乌军对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的俄军临时部署点进行火箭弹袭击，造成俄军89人死亡。
东正教的圣诞节期间，俄总统普京宣布停火36小时，以给予信教者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但普京的停火提议遭到乌方拒绝，美国方面则继续“拱火”，称“不相信”俄罗斯提议的停火背后的意图。
近期，激烈的交锋又在索列达尔展开，俄私人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宣布夺控索列达尔全境。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索列达尔地区进展“积极”。
据悉，索列达尔位于阿尔乔莫夫斯克-谢韦尔斯克防线的中间，对乌克兰具有战略意义，乌军在这里打造了强大的防御工事。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索列达尔的战斗对乌军来说“极其艰难”。
《纽约时报》称，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俄罗斯数月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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